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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精神在于人之尊嚴

時間:  2019-12-17 11:02
法律的精神在于人之尊嚴

讀《人的尊嚴之法學思辯》有感
 
□ 劉練軍 (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眾所周知,與我國過去的幾部憲法相比,八二憲法最大的亮點之一在于其第38條,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此條規定得以出臺的根本原因,在于對“文革”期間戴高帽批斗等肆意踐踏人格尊嚴的深刻反省。而戰后德國基本法開篇即規定“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亦正是汲取“二戰”期間納粹政權蔑視人性尊嚴、實施大規模種族屠殺的沉痛教訓。不言而喻,中德兩國憲法明文強化對人之尊嚴的保護,源于兩國都經歷了把人不當作人的巨大歷史悲劇。
  
然而,就人之尊嚴保護來說,把人格尊嚴條款載入憲法僅僅是真實生活世界中捍衛人之尊嚴的第一步,而絕不可能是“畢其功于一役”的大功告成。在保護人之尊嚴的道路上,憲法學者不但不應是一個路邊的看客(或曰鼓掌者),而且理當積極投身于人之尊嚴保護的時代洪流中。法學家捍衛人之尊嚴的方式有其獨特之處,那就是做一些有關人之尊嚴的理論工作,為人之尊嚴的立法、執法和司法保護提供理論指引和智力支持。在這方面,鄭州大學侯宇教授堪稱率先垂范,2018年他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人的尊嚴之法學思辯》一書,從法學上對人之尊嚴進行了相當系統化的理論探索,推進了人格尊嚴的漢語法學研究,為新時代人格尊嚴的法律保護作出了他自己的努力。
  
誠然,在此之前我國已有不少公法學者對人之尊嚴問題作過研究,如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旭教授就發表過大作《憲法上的尊嚴理論及其體系化》,但像侯宇這樣花幾年的時間研究人之尊嚴,最終出版三十八萬余字專著的,在當下我國法學界委實罕見。某個維度的零散性研究有余而體系化研究不足,此乃我國法學界人之尊嚴研究的總體狀況。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戰”后德國基本法上的人之尊嚴條款,始終是德國法學界的研究熱點,體系化的學術專著可謂俯拾皆是。侯宇教授在其書中對此多有引注。不寧唯是,德國公法學者創立的諸多人之尊嚴學說成為該書最為重要的域外理論資源。
  
《人的尊嚴之法學思辯》首先從倫理學、哲學和法哲學的宏觀視野出發,深入論證了人之尊嚴應當作為憲治與法治的正當性基礎,即先于國家而存在的人本身才是終極目的,國家僅僅是手段而絕非目的,國家的一切行為均不得損害人之尊嚴和基本人權。作者隨后檢索聯合國與各區域人權公約以及世界各國憲法文本,考察其有關人之尊嚴的具體規定,并對主要發達國家的司法實踐進行全面梳理。通過對德國等有代表性的西方國家,如何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中踐行憲法上人之尊嚴規定進行比較分析,總結出人之尊嚴憲法保障的一般原理、技術及適用模式。最后,結合我國的政治與法律現狀,作者分析了我國貫徹人之尊嚴精神的可行性和未來愿景,并對人之尊嚴司法適用中的典型性疑難問題展開了探討,給出了自己的結論。
  
進一步詳細介紹《人的尊嚴之法學思辯》這本書的內容顯然沒有必要。畢竟,無論如何都沒有比閱讀原著能更好地認識和領會此書。在此我想分享的是,當下我國法學界為什么尤其要重視憲法上的人格尊嚴條款研究。換言之,侯宇這本聚焦于人之尊嚴的專著為何值得亦需要法學界認真對待?竊以為,這主要歸因于我國無視人之尊嚴的歷史過于悠久而漫長,而與之相反的凝望人之尊嚴的歷史又過于短暫且曲折。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無論制度還是器物在世界文明史中均可謂星河燦爛、獨領風騷。然而,如此熠熠生輝的歷史文化與制度文明,并未攜帶任何人之尊嚴的基因與顆粒。
  
魯迅先生曾在《狂人日記》中指出:“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在《檀香刑》中,莫言記下了這樣一段語錄:“鄉親們,好戲還沒開場呢,你們就看傻了,等明天好戲開了場,你們怎么辦?有咱家這樣的鄉黨,算你們有福氣。要知道天下的戲,沒有比殺人更精彩的;天下的殺人方式,沒有比用檀香刑殺人更精彩的;全中國能執檀香刑的劊子手,除了咱家還有何人?因為有了咱家這樣的鄉黨,你們才能看到這全世界從來沒有過今后大概也不會再有的好戲了。這不是福氣是什么?讓你們自己說,這不是福氣是什么?”
  
對于歷史上各個朝代集權專制的血腥殘暴特性,魯迅用“吃人”二字來形象地概括。而莫言筆下這段對檀香刑的美譽之辭,亦將中國人性的瘋狂與黑暗展示得淋漓盡致。正所謂“文學是歷史的一面鏡子”,《狂人日記》和《檀香刑》之所以被傳頌為文學經典,是因為它們將人之尊嚴觀念在我國素來微乎其微,且事實上人人皆無人格尊嚴的歷史真相“血淋淋”地解剖出來。不幸的是,作為個體的人有無人格尊嚴,不但攸關著其個體的生活品質和前途命運,更決定了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強弱與興衰。
  
自近代以來,我國國力孱弱被迫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無獨立、不自由之屈辱泥潭,其原因固然紛繁復雜,但歸根結蒂還在于從秦漢開始我國就一直把個人對皇權的絕對服從作為立國之本,導致上至宰相下至黎民個個都毫無人格尊嚴可言。人格的喪失與精神的奴役使得整個社會風氣萎靡不振,所有行業領域普遍缺乏創新發展所必須的內在創造動力及外部激勵機制。而與社會創新長期匱乏相伴隨的,是國家經濟的停滯不前與人民生活的極度貧困。如此一來,在完成工業革命并實現商品經濟和法治政府的西方國家面前,我國從經濟到政治全面落伍也就勢所難免、自然而然了。
  
人類文明史的經驗充分證明,如何對待人,尤其是能否確保人之尊嚴,才是衡量一個文明發展與發達程度的核心標準,而決定一個文明本身是進步還是落后的亦在于此。而在確保人之尊嚴方面,人類社會所能發明的最好方式莫過于法治。唯有將人之尊嚴作為憲法的最高價值,并在憲法之下實施良法善治,才能真正建立起旨在捍衛人之尊嚴的現代法治秩序。固守與之相反的人治秩序,就不可能有穩定可期的人之尊嚴保障,亦不可能有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如日方升。
  
當下我國正在致力于現代法治秩序之建構,這為法律人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法律人理應大有作為。身為法律人的我國憲法學者,在這方面的“作為”之一,當然是系統研究我國憲法上的人格尊嚴條款(第38條)、人身自由條款(第37條)及人權條款(第33條),充分論證人之尊嚴同樣為我國現行憲法的最高價值目標,并自覺地運用多種形式將此等憲法理論認知向社會各界廣泛傳播,以實際行動推動人之尊嚴至高無上的社會共識逐步形成并深入人心。
 
 
來源:法制日報
責任編輯:賀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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